news
抗体偶联药物(Antibody-Drug Conjugate,ADC)的技术探索正走向更精细的选择性工程。2026年8月27日,FDA授予CytomX掩蔽型EpCAM ADC Varseta-M快速通道资格,用于复发或难治性转移性结直肠癌。快速通道旨在促进开发与审评,并不等同于药物获批。
ADC由抗体、Linker和Payload组成,利用抗体将细胞毒性Payload递送至靶细胞。但进入临床前研究后,判断一款ADC是否值得继续推进,不能只看肿瘤有没有缩小,还需要综合考虑靶点、体外活性、体内暴露、药效和耐受性之间的关系。
对于ADC研发而言,一条漂亮的肿瘤生长曲线,只是答案的一部分。 一、ADC持续升温,但真正做好并不简单
从结构上看,ADC可以简单概括为: 抗体 + Linker + Payload
进入完整机体后,ADC需要经历循环稳定、肿瘤分布、靶点结合、内化和Payload释放等多个环节,任何变化都可能影响药效与耐受性。 Varseta-M所代表的掩蔽型ADC更强调治疗选择性:EpCAM在肿瘤和正常上皮组织中均可表达,因此临床前研究不仅要看杀伤效果,还要评价肿瘤中的激活、组织分布、游离Payload及安全性,以验证其治疗窗假设。 二、传统药效评价, 为什么可能回答不了ADC的问题?
传统评价通常关注体外能否杀伤肿瘤细胞,以及体内能否抑制肿瘤生长。这些结果对于ADC同样重要,但往往只能回答“有没有药效”,未必能够解释“为什么有效”和“是否值得继续推进”。 1.只看靶点阳性,难以解释药效差异 即使均为靶点阳性,高、中、低表达模型对同一ADC的响应也可能不同。同一肿瘤内部还可能存在表达异质性,而检测到靶点也不代表抗体一定能够有效结合并完成内化。 因此,仅凭“靶点阳性”选择模型,很难建立靶点表达与ADC药效之间的真实关系。 2. 只看体外杀伤,难以判断活性能否转化至体内 体外细胞实验是早期筛选的重要工具,但进入机体后,ADC还要经历循环稳定、组织分布、肿瘤暴露和Payload释放等过程。 因此,体外杀伤结果能够说明候选ADC具备活性,却不能单独证明这种活性能够转化为稳定的体内药效。 3.只看肿瘤生长曲线,难以支持候选药物筛选 肿瘤生长抑制率(TGI)是体内药效评价的常用指标,但相近的TGI,背后可能对应不同的剂量、暴露和耐受性。 例如,两款ADC均能抑制肿瘤生长,其中一款在较低剂量下即可产生稳定药效,另一款则需要更高剂量并伴随明显体重下降。仅看最终肿瘤体积,很难判断哪款候选药物更值得推进。 这意味着ADC临床前评价需要建立能够相互解释的研发证据链。
三、从靶点验证到研发决策: ADC需要建立三条证据链
ADC临床前研究不是把靶点检测、体外杀伤、动物药效和PK实验简单排列在一起,而是要让不同结果能够相互解释。其中,最关键的是三条证据链。
第一条:靶点—药效关系 ADC药效评价首先需要回答: 观察到的药效,是否与靶点表达及药物作用机制相匹配? 研究不能止步于“靶点阳性”,而应建立以下关系: 靶点表达 → 抗体结合 → 细胞内化 → Payload释放与作用 → 体外及体内药效 可选择靶点高、中、低表达及阴性模型进行比较,观察药效是否随表达水平变化,并结合抗体结合、内化及必要的对照实验解释结果。 如果项目涉及旁观者效应,还应评价ADC对邻近靶点低表达或阴性细胞的影响。需要注意的是,靶点表达与药效不一定呈简单线性关系,还需结合内化效率、Payload敏感性和体内暴露综合判断。 第二条:体外—体内转化关系 确认候选ADC具有靶点相关的体外活性后,下一步需要回答: 这种活性能否在完整机体环境中得到验证? 体外实验与体内药效不应被视为彼此独立的模块,而应形成连续的转化路径: 体外结合与内化 → 体外细胞杀伤 → 体内药物暴露 → 肿瘤组织作用 → 体内抗肿瘤药效 应优先选择已完成靶点和体外敏感性表征的模型开展体内实验,并保持体外与体内模型的对应关系。 如果体外杀伤较强但体内药效不足,可进一步判断问题是否来自循环稳定性、体内暴露、肿瘤渗透或Payload释放。这有助于区分“分子活性不足”与“体内递送不足”。 第三条:剂量—暴露—药效—耐受性关系 当候选ADC在动物模型中产生药效后,研究还需要回答: 这一药效是在怎样的剂量和暴露条件下获得的,其耐受性是否支持进一步研究? 因此,体内评价不能只比较最终TGI,而应建立以下关系: 给药剂量 → 体内暴露 → 抗肿瘤药效 → 耐受性表现 → 候选药物筛选与剂量决策 可通过多个剂量水平观察起效速度、最大药效和持续时间,并根据项目需要检测完整ADC、总抗体或游离Payload等分析物。 药效还需要与动物体重、一般状态及必要的实验室指标同步解读。即使候选ADC能够明显抑制肿瘤,如果需要较高暴露且伴随耐受性信号,其后续价值仍需谨慎判断。 三条证据链最终指向同一个问题:现有数据是否足以支持候选ADC继续进入下一阶段? 四、围绕研发问题, ADC模型和评价方案如何选择?
要建立上述证据链,模型选择就不能从“有哪些模型”出发,而应从“当前需要回答什么研发问题”出发。 CDX适合早期候选分子比较、靶点—药效关系和剂量探索;PDX可进一步观察肿瘤异质性背景下的响应,但不能被简单理解为能够预测临床疗效。涉及Fc效应、肿瘤免疫微环境或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治疗时,则需要考虑传统免疫缺陷模型的局限。 没有适用于所有ADC项目的“最好模型”,只有与当前科学问题更加匹配的模型。
五、派思维新生物ADC临床前研究能力
对ADC药物进行荧光标记并验证对靶细胞的结合能力:
流式检测ADC(荧光+)标记的靶细胞“酸洗”前后变化:
共聚焦显微镜观察ADC药物(DS8201)的内化:
体外案例:(DS-8201)IC50测定 体外案例:DS-8201旁观者效应实验结果


体内药效案例:
参考资料: FDA:Enhertu用于不可切除或转移性HER2阳性实体瘤 FDA:Datroway Drug Trials Snapshot Kamath AV, Iyer S. Preclinical Pharmacokinetic Considera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ntibody Drug Conjugates. Pharm Res. 2015;32:3470-3479. CytomX:FDA授予Varseta-M快速通道资格(2026-08-27)
上海派思维新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
办公地址:上海市浦东新区华夏东路333号临丰科创园5幢
人力资源 邮箱:HR@novopathway.com 电话:021-5838 0356
BD商务 邮箱:BD@novopathway.com 电话:021-5838 0618-50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