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肿瘤缩小只是第一步:ADC临床前评价还要回答什么?

来源: | 作者:派思维新 | 发布时间: 2026-10-15 | 26 次浏览 | 🔊 点击朗读正文 ❚❚ ▶ | 分享到:

抗体偶联药物(Antibody-Drug Conjugate,ADC)的技术探索正走向更精细的选择性工程。2026年8月27日,FDA授予CytomX掩蔽型EpCAM ADC Varseta-M快速通道资格,用于复发或难治性转移性结直肠癌。快速通道旨在促进开发与审评,并不等同于药物获批。


ADC由抗体、Linker和Payload组成,利用抗体将细胞毒性Payload递送至靶细胞。但进入临床前研究后,判断一款ADC是否值得继续推进,不能只看肿瘤有没有缩小,还需要综合考虑靶点、体外活性、体内暴露、药效和耐受性之间的关系。


对于ADC研发而言,一条漂亮的肿瘤生长曲线,只是答案的一部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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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ADC持续升温,但真正做好并不简单


从结构上看,ADC可以简单概括为:

抗体 + Linker + Payload


进入完整机体后,ADC需要经历循环稳定、肿瘤分布、靶点结合、内化和Payload释放等多个环节,任何变化都可能影响药效与耐受性。


Varseta-M所代表的掩蔽型ADC更强调治疗选择性:EpCAM在肿瘤和正常上皮组织中均可表达,因此临床前研究不仅要看杀伤效果,还要评价肿瘤中的激活、组织分布、游离Payload及安全性,以验证其治疗窗假设。


二、传统药效评价,

为什么可能回答不了ADC的问题?


传统评价通常关注体外能否杀伤肿瘤细胞,以及体内能否抑制肿瘤生长。这些结果对于ADC同样重要,但往往只能回答“有没有药效”,未必能够解释“为什么有效”和“是否值得继续推进”。


1.只看靶点阳性,难以解释药效差异

即使均为靶点阳性,高、中、低表达模型对同一ADC的响应也可能不同。同一肿瘤内部还可能存在表达异质性,而检测到靶点也不代表抗体一定能够有效结合并完成内化。


因此,仅凭“靶点阳性”选择模型,很难建立靶点表达与ADC药效之间的真实关系。


2. 只看体外杀伤,难以判断活性能否转化至体内

体外细胞实验是早期筛选的重要工具,但进入机体后,ADC还要经历循环稳定、组织分布、肿瘤暴露和Payload释放等过程。


因此,体外杀伤结果能够说明候选ADC具备活性,却不能单独证明这种活性能够转化为稳定的体内药效。


3.只看肿瘤生长曲线,难以支持候选药物筛选

肿瘤生长抑制率(TGI)是体内药效评价的常用指标,但相近的TGI,背后可能对应不同的剂量、暴露和耐受性。


例如,两款ADC均能抑制肿瘤生长,其中一款在较低剂量下即可产生稳定药效,另一款则需要更高剂量并伴随明显体重下降。仅看最终肿瘤体积,很难判断哪款候选药物更值得推进。


这意味着ADC临床前评价需要建立能够相互解释的研发证据链。


三、从靶点验证到研发决策:

ADC需要建立三条证据链


ADC临床前研究不是把靶点检测、体外杀伤、动物药效和PK实验简单排列在一起,而是要让不同结果能够相互解释。其中,最关键的是三条证据链。


第一条:靶点—药效关系

ADC药效评价首先需要回答:

观察到的药效,是否与靶点表达及药物作用机制相匹配?

研究不能止步于“靶点阳性”,而应建立以下关系:

靶点表达 → 抗体结合 → 细胞内化 → Payload释放与作用 → 体外及体内药效

可选择靶点高、中、低表达及阴性模型进行比较,观察药效是否随表达水平变化,并结合抗体结合、内化及必要的对照实验解释结果。


如果项目涉及旁观者效应,还应评价ADC对邻近靶点低表达或阴性细胞的影响。需要注意的是,靶点表达与药效不一定呈简单线性关系,还需结合内化效率、Payload敏感性和体内暴露综合判断。


第二条:体外—体内转化关系

确认候选ADC具有靶点相关的体外活性后,下一步需要回答:

这种活性能否在完整机体环境中得到验证?

体外实验与体内药效不应被视为彼此独立的模块,而应形成连续的转化路径:

体外结合与内化 → 体外细胞杀伤 → 体内药物暴露 → 肿瘤组织作用 → 体内抗肿瘤药效

应优先选择已完成靶点和体外敏感性表征的模型开展体内实验,并保持体外与体内模型的对应关系。


如果体外杀伤较强但体内药效不足,可进一步判断问题是否来自循环稳定性、体内暴露、肿瘤渗透或Payload释放。这有助于区分“分子活性不足”与“体内递送不足”。


第三条:剂量—暴露—药效—耐受性关系

当候选ADC在动物模型中产生药效后,研究还需要回答:

这一药效是在怎样的剂量和暴露条件下获得的,其耐受性是否支持进一步研究?

因此,体内评价不能只比较最终TGI,而应建立以下关系:

给药剂量 → 体内暴露 → 抗肿瘤药效 → 耐受性表现 → 候选药物筛选与剂量决策

可通过多个剂量水平观察起效速度、最大药效和持续时间,并根据项目需要检测完整ADC、总抗体或游离Payload等分析物。


药效还需要与动物体重、一般状态及必要的实验室指标同步解读。即使候选ADC能够明显抑制肿瘤,如果需要较高暴露且伴随耐受性信号,其后续价值仍需谨慎判断。


三条证据链最终指向同一个问题:现有数据是否足以支持候选ADC继续进入下一阶段?


四、围绕研发问题,

ADC模型和评价方案如何选择?


要建立上述证据链,模型选择就不能从“有哪些模型”出发,而应从“当前需要回答什么研发问题”出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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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DX适合早期候选分子比较、靶点—药效关系和剂量探索;PDX可进一步观察肿瘤异质性背景下的响应,但不能被简单理解为能够预测临床疗效。涉及Fc效应、肿瘤免疫微环境或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治疗时,则需要考虑传统免疫缺陷模型的局限。

没有适用于所有ADC项目的“最好模型”,只有与当前科学问题更加匹配的模型。


五、派思维新生物ADC临床前研究能力


对ADC药物进行荧光标记并验证对靶细胞的结合能力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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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式检测ADC(荧光+)标记的靶细胞“酸洗”前后变化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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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聚焦显微镜观察ADC药物(DS8201)的内化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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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外案例:(DS-8201)IC50测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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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外案例:DS-8201旁观者效应实验结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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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内药效案例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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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考资料:

  1. FDA:Enhertu用于不可切除或转移性HER2阳性实体瘤

  2. FDA:Datroway Drug Trials Snapshot

  3. Kamath AV, Iyer S. Preclinical Pharmacokinetic Considera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ntibody Drug Conjugates. Pharm Res. 2015;32:3470-3479.

  4. CytomX:FDA授予Varseta-M快速通道资格(2026-08-27)